法盲，取义同文盲，是缺乏法律知识或没有法律意识的成年人。

法盲不是一个贬义词，我没有任何贬低许母的意思。

错换人生28年事件发生以来，事态一步步升级，影响一步步扩大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，本文不一一分析。

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：许母基本上是一个法盲。

笔者一直同情许母的遭遇，许母为姚策曾经的付出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比如说：

许母从小为姚策成长提供优越条件，养育姚策长大，为其学业奔忙，为其事业奔走，为其购房筑巢，为其聘娶妻子，照顾子媳坐月子，帮助小两口带孩子，且为已结婚生子的姚策提供按揭还款。姚策生病后情愿为其治病割肝，后来还落得债台高筑，无房可归。

诚然，这些付出是历历在目的。

但是，许母遇到这么大的遭遇变故，很多事情处理起来还是不很得当的，她更多的是没有从法理或法律的角度去考虑，很多时候便是一厢情愿的。

比如说九江房产问题、比如说查找真相问题、比如说姚策的治疗费补偿问题。

今天我们细说一说。

一、很多时候许母光知道硬气的死磕，她发言也没有法理逻辑性

在7月下旬，许母曾语气强硬地说：“我现在心里是这样子的， 很多只要是认识我们的人，所有的人就是一句话——不仅房子要要回来，而且你付的几十万的医疗费也一定要回来。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按照国家的法律，谁支付的就是要赔偿给谁。如果说，他们想要占有我们的钱占有我们的房子，那是不可能的！因为，不要把我们软弱的人欺负的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我们忍无可忍，而是所有人都站起来忍无可忍了！”

很明显，许母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带着很大的情绪的，是很有些愤愤不平的。

应该说，她说的这一番话也确实是符合她的性格、她的风格。

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这话里有很多的内容是值得商榷的，或者说是站不住脚的，甚至是不妥当的。

1、“按照国家的法律，谁支付的就是要赔偿给谁”，有什么依据？

这是什么逻辑，哪个法条有这样的规定？这只是个朴素的原理。

2、“所有人都站起来忍无可忍”，这话能站得住脚吗？

她说：“很多只要是认识我们的人，所有的人就是一句话——不仅房子要要回来，而且你付的几十万的医疗费也一定要回来！”她还说：“现在不是我们忍无可忍，而是所有人都站起来忍无可忍了！”

这种话真的是不宜说，为什么呢？

比如说，“所有人都站起来忍无可忍”是真的吗？即使是真的，别人的态度又与自己何关？

为什么许母非要援引别人的认知或态度作为自己的后盾呢？这显然是不妥的。只有司法才是我们的后盾。

许母也是有人生阅历的人了，50多岁了，还是这么深地受到“很多只要是认识我们的人”的影响，难道不怕别人带偏了吗？

二、许母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，许母没有一样是按照法理逻辑出牌的

（一）与熊磊之间的九江房产争议问题

许母总体的态度就是一根筋的主张讨回，也就是马上是要去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。

这种主张能够行得通吗？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
姚策顾念许母28年养育之恩，曾答应将房产过户给许母，或姥姥。

但姚策病情一日日加重，与许母之间的关系也一日日变远，心一日日变得冰凉，至到去世也没有交割。

但细想想，真的是“还”房产那么简单的事吗？

从法理上讲：

房子显然所有权属是姚策，姚策贷的款买的房。许母和姥姥出了首付和按揭。

因此房子的产权并没有争议呀，又如何会发生房屋的产权官司？

许母出了多少钱，姚策（熊磊）如数加利息照还不就是了吗？

一个最简单的数学题而已：

1、姥姥出了20万首付款，连本带利地归还回去；

2、姚父、许母出了2.9万首付款，连本带利地归还回去；

3、姚父还的按揭款有多少还多少，连本带利地归还回去。

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吗？

房子名字是姚策，房产增值部分确实应当是房主的。

有了这个认识，问题解决起来不就容易多了吗？何必一定要对簿公堂？

熊磊曾同意出50万和解，也就是这个理儿。

（二）查找真相问题

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贯穿在错换人生28年事件始终的问题。

我们回顾一下，其实杜母一家也并不是没有查找真相：

1、2020年上半年，许母、杜母共同推动开封市卫健委、河南大学成立联合调查组，调查真相。但调查结果迟迟不予公布。

2、2020年8月25日，杜母将开封市卫健委告上法庭，要求把调查结果公布，后来卫健委将调查结果给了杜母，12月6日杜母撤诉。调查结果是没有发现偷换证据，查不出错换过程细节。

3、2020年，杜母一家起诉淮河医院，要求找明当年错换的原因，及主张相关赔偿。但法院最后于2021年2月8日宣判，只有赔偿，没有查明错换过程。

4、2021年3月，许母到开封公安局控诉杜母偷孩子，4月21日开封警方官宣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查找真相是两个家庭共同的诉求，杜母一家并没有消极不查。

至今，司法部门仍没有个结论。

但是许母怎么做的呢？对杜母一家充满着不信任，同时，既不认可行政部门给出的结果，又不认可司法部门给出的结果，而是将事件向网络上倾诉。

——或许许母太单纯了，原初也许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后果。

连北海舅舅都说：“现在你们怎么越闹越大，想过怎么收场吗？”

显然，许母是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意识的，如果想使用舆论倒逼司法是绝对错误的。

（三）姚策医疗费的补偿问题

许母接受采访时说，自己出了28万给姚策治病。

其中捐助款为8万，自己借了20万。这里先不考虑日本退款的问题。我们估且认为是20万。

这个钱正确的退回逻辑是：

1、把发票交给姚策，在姚策一案中向淮河医院索赔。

2、姚策得了钱后再归还许母，许母千不该万不该把发票撤回自己去向淮河医院主张，因为许母出的钱（是对姚策的赠与款）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认可的，也就是不一定能赔回来。

3、如果担心姚策赔款到了不给自己怎么办？

就让姚策写个类似承诺书或借条的东西，如姚策得到了赔款就必须归还许母的出资。

当时姚策顾念许母的养育之恩，同意将30.5万的发票给了许母（结果造成了这部分款的未赔付），那么如果那时说让姚策出这个承诺书，姚策也一定会的。

三、结束语

作为错换人生事件当事人，许母自然是一位受害人。

但是作为受害人，也必须沿着法律的逻辑和路子走，才能实现权益的最大化主张。

有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许母可能缺乏了点能够坐下来冷静思考的时间。

再不行，也还有大把的律师在，有很多律师出于同情当事人的原因也是免费提供服务的。比如周兆成律师就是免费提供的服务。

可以请律师团队给出一些意见，把自己的逻辑思路理一理，多尊重律师的意见，或许更为妥帖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祝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。

（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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